中国何时消除“西方恐惧症”？

龙套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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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既造成了一些民族的创痛，也为世界带来了科技进步、文明开化的美丽新世界。在数个世纪里，欧洲诸国在世界面前是强权的象征，但随着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以及美国作为新的世界强权的崛起，欧洲最后一个霸权“日不落帝国”终于力所不逮，陨落西山，从20世纪20年代起，取而代之的是后起之秀，也是迄今为止一直在世界权力核心引导全球事务的美利坚合众国。

根据有案可查的史实，中欧关系可以远溯至东汉时期，当时就有了罗马商人来华的记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他留下的游记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启发了后来的欧洲诸强对中国的侵略。明朝末期开始，西方的传教士受到中国朝廷的重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主掌了中国的钦天监。欧洲的商人们早在16世纪就通过贸易与中国进行了接触，但它们的贸易活动从不允许超过广州，而且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到18世纪末期，英国国王派遣使节到中国希望增开通商口岸，扩大贸易，降低关税，互派常驻使节，并开设租界等，但他们深受清廷朝贡礼仪的折磨，且扩大通商的要求遭到傲慢的清廷的拒绝。

事实上，那时候的中国已经具有了繁荣的国内贸易。基于幅员广袤和财富累积的优势，中国的内部贸易向来自给自足，并且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让欧洲的冒险者们无计可施，特别是1833年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后，野心勃勃的商人们发现了用来征服中国贸易的绝佳武器以及获取财富的捷径。这就是让欧洲人难以摆脱在华“原罪”的祸端：鸦片贸易。在到1917年间的100余年里，由英印政府制造供应的鸦片主导了对华贸易，并由此引发了中英之间的两次冲突，就是众所周知的“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自此之后，欧洲人利用它在华建立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控制了一般商业上的和外交往来上的特权，外国人在华通商口岸从最初的5个扩大到后来的80多个，在此之后中央王朝原有的朝贡体系和社会传统与结构逐渐解体，欧洲的思想、科技和物质文明纷涌而进中国，带来了持续达一个多世纪的深刻社会变革和革命。

欧洲包括后来加入的日本甚至美国的对华扩张，无疑带有浓厚的自私自利性质，虽然它们之间具有某些差别，尤其是极个别国家比如美国，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但从民族主义观点来看，总体上它们对中国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

但另一方面，毋庸讳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除了满足了其自身的需求之外，也促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变革进程中，为中国带来了欧洲的启蒙思想、科学技术、改革和革命的意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帝制时代的中国具备了资本主义的丰厚基础，商业文明在城市已经相当发达，却没有走上西方的政治变革道路，并使晚清中国日趋腐败和落后，以致任人侵凌和宰割，关键在于晚清朝廷不识时务，未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在厚实的商业文明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架构，并将物质文明的繁荣引向科技、文化、思想的全面进步，以及向农村的广阔天地延伸已经取得的成就。清朝政府在拥有坚船利炮的北洋海军的情况下，仍然在甲午战争中迭尝败绩，说明最根本的不是缺少器和物，而是在精气神上就比列强先下一城。国民的精神风貌、抗争意识和英勇斗志，来自自身权益得到坚实的保障，并取决于他们是否将国家当作自己甘愿效力的对象。专制统治者们沉迷于自己微不足道的乃至在西方列强面前有点可怜兮兮的特权，不愿意让权于民，启动政治领域的革新和改良，最终导致中国在列强的持续攻击下一败涂地和革命的破坏性冲击。

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也是深刻的历史记忆，对我们处理当今的中欧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晚清以来中欧之间的密切交往，与当今中国与欧洲的深厚的战略关系在形式上颇多类似之处，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欧洲已经无法像在清季那样依靠武力强迫中国跟随他们的意志了。

冷战后期，出于共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中欧首先从政治上开始了彼此的往来。自此之前，中国与部分欧洲国家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驱动之下，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在世界事务上彼此惺惺相惜。在1989年之前，中欧之间在政治上关系十分热络，但经济上远逊于中欧政治关系；1989年后的第二阶段，因某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决定惩罚中国，对华进行制裁，双边关系进入低谷；1994年后，欧洲作出政治决定，除了对华武器禁运之外的所有制裁措施被取消，恢复与中国的密切交往，并在1995年后连续制定了5份对华战略文件，中欧关系逐渐从复苏到蜜月期，到2003年中国也制定《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后，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后，欧盟在充分进行内部讨论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两份对华政策文件，双边关系再次进入一个动荡的复杂的时期，欧洲在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方面与中国的分歧不断表面化，并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对中国相应的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在地缘和全球重大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中欧关系演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欧洲不仅关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以及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而且将引导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当做自己的一项责任，在中国发生某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欧洲就会对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产生芥蒂，并尽力敦促做出改变，比如1989年后以及2006年后。而中欧关系在2006年后发生的微妙变化的深刻背景是，美苏冷战在苏联解体后宣告结束，而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总体上迈入了民主制度的轨道，在中国经济上逐渐强大的情况下，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与西方的不同日益凸显，建立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中国模式，与西方既有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竞争关系，促使中国尊重和履行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在国际事务上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特别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趋向于国际主流形态，是其核心诉求。

欧洲在条约时代为中国带来思想、技术和价值革新，但中华文化的顽固性质阻碍了它们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未能有效融入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国民的精神深处。在当今时代，欧洲已不可能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迫使中国按照其设定的轨道往前迈进，但固步自封，敝帚自珍，盲目排外，拒绝那些有利于国家和公民的变化，显然不是一个决意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应当坚守的教条。真诚地抱着学习的态度，一切以国民利益为依归，以我为基础，在已经进行的广泛的实践基础上，从经验中梳理出规律，渐进式地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在政治、文化领域取得的普遍成就吸纳入中国业已启动的改革进程，创造无愧于时代和国民的既符合普世精神又蕴含中国经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模式，为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可预期的前景。

这不仅不该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障碍因素，而且应当是中国进一步深化与欧洲的战略合作，扩大对话领域和共同利益，密切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去除横亘在中欧之间的常态化的政治分歧，将为中欧关系的持续、长远、全面发展开辟道路。在双方关系中突出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比如对华武器禁运，中欧之间在政治领域形成共识以后，这一问题将不再构成困扰。从根本上说，此举也将为中国减轻国际政治中的敌对因素，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使中国可以聚精会神解决自身发展和外部冲突问题。

第二个方面，搬掉关键阻碍的中欧合作对中国依照“远交近攻”的古老原则，实施全球战略和地缘战略，促进世界多极化和自身周边局势的安全稳定，具有战略性意义。欧洲与中国无共同边界，双边之间没有邻国所常有的直接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而且中欧都是世界多极化观点的主张者，在保持单一霸权主义对全球体系的稳定轴心的核心作用方面也可能有诸多共同语言，双方步调一致地行动，既不会因此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推向对立面，又有利于落实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同时，在它和中国之间，是庞大的俄罗斯，中欧战略合作，有利于对俄罗斯形成有效牵制，促进欧亚大陆地缘的大局稳定；无疑也将降低中国的另一个潜在威胁日本与欧洲联手，共同对付中国的可能性。

第三个方面，欧洲是“西方国家”的集聚区。法国、德国、英国等是老牌的大国，也是欧洲的关键成员，它们共同参与下的欧盟是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政经共同体，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一极的作用。中欧关系当然首先是中国和欧盟这样的战略关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的组成国家仍然作为国家实体存在。它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发达的科技水平和活跃的国际贸易，分别发展与它们的关系，特别是与关键大国的战略关系，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提高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西方特别是欧洲诸强的先进技术、贸易投资以及管理经验。

近些年来的欧债危机对欧洲自身和中欧关系既是个严峻挑战，也是中欧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扩大利益交汇点、增强战略性意义的重要契机。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中国尽可能扩大对欧投资和贸易，加强双方在能源、金融、科技、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全面合作，有利于建构一个更美好的中欧关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