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如何破解从希望到绝望的魔咒？

我失去了什么

当中国发射的天宫谢霆锋复合一号正在太空尽情遨游匹夫的时候，我看到乡邻们猪蹄是假的正在农田进行着刀耕火赫本比这种无限先进与过分[url=http://www.120ask.com/erke/26/26833214.htm]遇见陈楚生[/url这种无限先进与过分原始的反差更让人揪心。

看到手机网络上有媒体在重点关注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呼吁全社会应该高度重视，多日的感慨让我在地里发了一篇微博：“回到农村，我觉得农村现在最大的我问题不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而是日复一日，不见转机希望的生存模式，以及这种生存模式对一代又一代农民们意志的不断消磨，让农村变得更加消极和孤独，毫无生机和活力。”这篇微博获得了60多位关心农村或本身就是农民朋友的共鸣和支持。

这次回家看到有同村的左邻右舍都在新买的院子上建造房屋，一座全包围结构的宅院建造好，大概得花费将近20万，这种现象让人好像觉得农村已经富裕得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面临如此严重的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难题呢？

这说明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和有想法的农民们，在农村普遍看不到发家致富或发家致富以后的希望，纷纷转战城市，在煤矿挖煤、在城市拾荒、在建筑工地卖力气、或者做更有技术含量的各种工作，那种只讲利益关系的冰冷陌生人社会丝毫不能撼动他们，反而让他们愈挫愈勇，更加卖力地在城市打拼。要么从农村彻底拔离干净，要么在外挣些钱回到农村过上稍好一点的日子。

我国的财富总量虽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财富分配中，给城市的投入额度要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在公共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民的养老补贴等等方面都非常薄弱。就算你在农村自己盖着别墅居住，你还是享受不到这些其他国民正在享受着的服务。至于什么时候能享受到这种服务，他们看不见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农民们大批向城市移民，就像城市人向外国移民一样。

前几日温家宝总理去北航视察，在学生食堂与一位正在吃饭的学生聊天，总理关心地询问学生的伙食价格，学生一句“鸡蛋5毛钱”的回答，让全国民众很受刺激，在网络上激起激烈的争论。因为大家发现自己买的鸡蛋要贵得多。为什么北航的鸡蛋这么便宜。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反倒很有必要好好研究。农产品的价格到底是更应该高还是更应该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讨的大问题。

在解决好农村问题的问题上，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应该把农产品的价格调高，从农民手中的卖价、到中间商的利润都应该适当调高。对农产品政府应该尽量减免赋税，开绿色通道，把更多的利润直接交给农民及农业商人的手上，这样才是真正的惠农政策。

既然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是城市优势占尽，那么也可以完全用同样的理念来服务农村，比如说在城市工作的农村户口者就可以减免相应赋税，因为这些人还要缴税，他所缴纳的税款基本用于服务城市的公共服务，自己农村老家的父母能分享到的几率几乎为零。这些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子弟虽然已经缴纳了不菲的税款，但是在购房购车、子女上学等等领域仍然不能享有等值待遇，况且他们还得再拿出一部分薪水来照顾农村的父母，这无疑让他们的负担更重。所以国家应该尽量减免这些人的赋税，让他们各自照顾好自己农村的家庭，政府再提供相应的农村福利政策，这就从政府的正义性和政策的公正性上会深得民心。

其实让农村更好地发展也是城市居民乐于看到的，农产品的高价有利于提升农业作业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品质，确保消费者的饮食安全，也可以让农产品更好地依靠出口创汇。另一方面，如果面积广袤的农村整个富裕起来，这无疑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城市工业产品的销路将大大畅通，中国城乡互惠互利是一种大好事。

聪明的经济政策杠杆效应要比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服务农村”的政治杠杆好上一千倍。所以既然提倡市场经济体制，那就应该让市场法则发挥应有的魔力。惠农政策的要义不是惠农政策本身，而是要让农民切实享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真金白银。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缺少惠农政策，而缺少能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聪明又有良心又能落实的政策。就像有关部门一直大力宣传的家电下乡政策，还要给农民指定家电品牌，买那个牌子才能享受多少优惠，这除了给家电企业与相关部门的暗箱操作留下悬念之外，反而让农民更加头疼。直接把要给农民补贴的钱发到农民手上，农民自己爱买哪个买哪个，为什么本来初衷良好的政策非要那么拐弯抹角呢？

让农村本身成为安居乐业的地方，是解决农村所有问题的关键。原来在农村经济节节攀升的时候，诞生过一首歌曲叫《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如今都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农村中，如果再唱起这首歌，估计连该歌的创作者都会觉得很别扭。因为现在很多生活在、出生在农村的人，在农村实在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如果就呆在农村，估计除了绝望，别无其他。有着数千年“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传统的古老中国，谁又乐意把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独自留在农村？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让本来就不堪一击的中国农村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当时的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即便在那样绝望的大环境下，当时的仁人志士都对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晏阳初、陶行知、梁簌溟等等这些饱学中西的前辈，放弃能随手拈来的高官厚禄，以当时的中国农村为工作对象，扎根农村搞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实验运动，未来用自己的汗水和坚持换来中国农村一个美好的明天。在处处强调要关心三农问题的今天，如果不能把中国农村从绝望中建设成真正的希望田野，面对那些前辈的背景，我们情何以堪？